學者談陳炯明與孫中山關系 究竟是誰背叛了誰？

陳炯明：推動廣州由“府”變“市”

陳炯明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爭議頗大的人物，也是最具影響力的時事人物之一。他與孫中山的分合恩怨，他“聯(lián)省自治”的政治主張和實踐，成為無數(shù)人研究的對象。有人指責他叛變了革命，有人稱他是中國“聯(lián)邦憲政”的實踐者，還有人對他的地方建設，尤其在廣東地區(qū)的建設成就贊譽有加。對于這樣一個復雜多面的人物應當如何解讀？

設廣州為全省首善之區(qū)

陳炯明在廣東期間，在地方建設方面建樹頗多。對此，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段云章和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副館長倪俊明在《陳炯明與地方建設》文中有著深入的分析。

1918年改組軍政府時，當局根據胡漢民的建議設立市政公所。1918年10月，廣州市政公所成立，設于育賢坊的禺山關帝廟。這是廣州第一個近代意義上的城市行政機關，也是廣州有正式專管市政機關的開始。

1920年，粵軍回粵趕走了軍閥莫榮新等人后，陳炯明被孫中山任命為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，對于廣州市政規(guī)劃尤其盡力，就職后“首倡地方自治，以為各省先導;并以廣州為全省首善之區(qū)，市政規(guī)劃，刻不容緩”，成立了法制編撰委員會，孫科也是會員之一。因為孫科“留美多年，對于市政素有研究”，因此受委托很快起草了《廣州市暫行條例》。1920年12月23日，陳炯明將這一參照美國市政制度的最新發(fā)展趨勢設計的條例親自公布。1921年2月15日，“廣州市”正式設立，采取市長制，孫科任第一任廣州市市長。據說關注V信可以約戰(zhàn)到天亮：bgnihuai

首屆市府六個局長全是“海龜”

研究者指出，市政委員會時期的廣州市政府是邁向近代化城市政府的真正開始。市長雖然還不是民選產生，但是已經有了立法監(jiān)督機關的設置。如果說市政公所還是一個不完全的市政機關，那么廣州市政府的設立則表明了市行政權的統(tǒng)一和完整，也標志著廣州真正進入一個近代化的城市政府時代。

除了機關組織結構的變化，廣州的市政管理方法也向近代化邁進。民國廣州市政之所以得到時人的稱譽，重要原因之一是主持市政者的組成。首屆市政府成員組成充分體現(xiàn)了市政管理人才專門化的原則：市長孫科是孫文之子，為美國加州大學市政科的畢業(yè)生;屬下六局局長三人是美國留學生，兩人是日本留學生，一人是法國留學生。市政府其余職員中也有20余人曾受過西方的大學教育，政府中受過中高等教育的占89%。因此人言：“廣州市長局長，盡留學專門家，其他職員有專門學識者至百分之八十以上，其汲引新人才，可謂至矣”。

此外，當時的廣州市政府職員年輕化傾向十分明顯，25~50歲的青壯年占到75%，正是年富力強，且具有相當?shù)淖兏锱c創(chuàng)新精神。

推動騎樓景觀，建設“見稱于國內外”的模范城市

20世紀二三十年代是廣州城市發(fā)展最快的時期，廣州在軟硬件方面都取得了飛速的進展，包括筑路、園林、治安、衛(wèi)生、教育等各個方面。一系列開風氣之先的做法，令廣州博得了“模范市政之譽，見稱于國內外”的美名。

陳炯明推動廣東省會警察廳頒布了《取締建筑章程及施行規(guī)則》，其中規(guī)定：“凡堤岸及各馬路建造屋鋪，均應在自置私地內留寬八尺，建造有腳騎樓，以利交通。至檐前滴水須以水槽、水簡引水透入明渠，不得另設檐篷，致礙行人而傷堤路。”由于騎樓街道被視為城市馬路近代化的理想方案，因而，民初廣州建造的馬路大多設有騎樓。騎樓成了近代廣州城市獨特的街道景觀。

1912年3月，陳炯明下令將一部分裁余民兵編為工兵，拆除正東門城墻，同時計劃辟寬馬路，開民初拆城筑路的先聲。到了市政公所時代，制訂出修建39.4公里現(xiàn)代化道路的計劃。1921年初廣州市政廳成立前，修筑成惠愛路、一德路、豐寧路、永漢北路、萬福路、百子路、德宣路、文德路、永漢南路、越華路等花砂馬路。至1921年，廣州城區(qū)內已筑成的近代馬路和街道達27公里，另有12公里馬路正在修建之中。工務局與衛(wèi)生局還用新式街溝法成功地改造了廣州市失修、水泄不暢的排污渠溝。

上世紀20年代初孫科主政時期的廣州，在觀音山、東較場、海珠三地各規(guī)劃建成一所公園，東較場公園還附設公共體育場。此外，公安局將全市分為12個治安單位，任用了4046名警察，廣州的社會風氣得到很大的改善。市衛(wèi)生局把全市分為6個衛(wèi)生區(qū)，每個區(qū)有5人負責管理，全市有800名清道夫掃除大街，并有苦力打掃小街偏巷的穢物，同時在市民中大力普及衛(wèi)生知識，對浴室、餐館、旅店等公共場所的衛(wèi)生管理也制訂了新的規(guī)則。

興學興教深得人心 金融商業(yè)成功轉型

在當時主政者的構想中，廣州應當成為中國最進步的都市，于是大力興辦教育，公私學校大量涌現(xiàn)。1921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，全國教育會聯(lián)合會第七屆年會選在廣州舉行，以廣東提案為骨干，制訂覆蓋全國的學制系統(tǒng)草案。這次年會和新學制系統(tǒng)草案使廣州成為全國教育界的焦點和關注的中心。而作為新學制試點單位的執(zhí)信學校，也成為中國最早實行新學制的學校之一。

進入民國以后，廣州傳統(tǒng)商業(yè)開始向近代轉型，而百貨商業(yè)的發(fā)展更是走在全國的前列，國內近代化的大型百貨零售店最早就是出現(xiàn)于此。如20世紀初在西關一帶的商業(yè)中心成立了光商公司和真光公司，后來又有先施百貨、大新公司等，逐漸形成了長堤、西濠口商業(yè)中心。

同時，金融業(yè)也在轉型。票號、錢莊、典當、銀爐坊等舊式金融組織日漸式微，華資銀行卻迅速崛起，廣州進入銀行業(yè)發(fā)展最興盛的時期。保險業(yè)也逐漸走向繁盛。直到抗戰(zhàn)爆發(fā)前夕，廣東仍是擁有保險公司最多的省份。

專訪近代史學者葉曙明

陳炯明與孫中山：談不上誰背叛誰

廣州日報：您曾經說過，在民國初年，有兩個最杰出的政治人物，一個是宋教仁，一個是陳炯明，能否為我們詳解一下？

葉曙明：當時大家都把共和憲政掛在嘴邊，但真懂得怎么去干的人并不多，宋教仁和陳炯明是屬于少數(shù)真心想踐行共和憲政的人。宋教仁的主要貢獻在于搭建國家政體框架、建立議會政黨和議會政府方面。而陳炯明的主要貢獻，在于推行地方自治，興學、筑路、禁賭、吏治、法治等。

廣州日報：關于陳炯明與孫中山的恩怨，您是怎樣解讀的？

葉曙明：與孫中山的恩怨，傳統(tǒng)的觀點是認為陳炯明后來背叛了孫中山。其實，陳炯明與孫中山的關系，一直是合作與共事的關系，并不是追隨的關系。早期的同盟會不是一個很嚴密的政黨，合則來，不合則去。因此，陳炯明與孫中山的分歧，是政治理念的分歧，談不上誰背叛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