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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-06-12 13:44:45 來源:360常識網(wǎng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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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語:土木堡之變結(jié)局:明朝正統(tǒng)十四年(1449年),明英宗輕信宦官王振之言,親自迎戰(zhàn)瓦剌,在土木堡(今河北懷來東)兵敗被俘,史稱“土木堡之變”。
土木堡之變結(jié)局:明朝正統(tǒng)十四年(1449年),明英宗輕信宦官王振之言,親自迎戰(zhàn)瓦剌,在土木堡(今河北懷來東)兵敗被俘,史稱“土木堡之變”。
明朝自太祖朱元璋,六傳至英宗朱祁鎮(zhèn),繼位時年僅九歲。明英宗是一個冥頑不化的少年皇帝,始終受太監(jiān)王振操縱,終因宦官秉政,釀成一場大禍。
是時,朝廷無主,軍隊潰敗,城防空虛,貴族官僚陷入驚慌失措之中,人民遭受戰(zhàn)亂之苦。如何使明朝不亡,成為舉國上下面臨的最嚴重問題。在這生死存亡之際,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,轉(zhuǎn)危為安,避免了一場山河破碎的滅頂之災。分析其遇變亂而未釀成象北宋末年那樣的家破國亡的局面,原因是多方面的。
立長君以絕敵望
八月,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鈺監(jiān)國,代皇帝總管政事。九月,文武大臣請求皇太后說:“皇太子幼小,難負重任,國有長君,社稷之福,請定大計,以安宗社?!本旁鲁趿眨J王接受太后諭旨,即皇帝之位,并遙尊英宗為太上皇,改明年年號為“景泰”。這一措施表明“明朝喪君有君”,決心共赴國難。
于侍郎砥柱中流
于謙,當時任兵部侍郎,毅然以國家安危為己任,“土木堡之變”后的政局多賴其維持。當郕王監(jiān)國時,侍講徐珵等主張遷都,于謙厲聲駁斥說:“誰主張?zhí)优芫蛻獢厥?。京城是國家根本,如果朝廷一撤,大勢去了。大家還記得南宋的教訓嗎?”使明政府堅定了據(jù)守北京御敵的決心。于謙一面加緊調(diào)兵遣將,加強京城和附近關口的防御兵力;一面敢于主持正義,懲治馬順等王振余黨。吏部尚書王直對于謙無限感慨地說:“國家危難,正需要您這樣的人才,最近遇上這么多麻煩,雖有一百個王直,也是無能為力?。 ?/p>
這年十月,瓦剌軍隊逼近北京城下,扎營于西直門外。于謙面對強敵,毫不畏縮,主張主動出兵,他親自帶一支軍隊出城,并命令關閉全部城門,以示有進無退的決心。他號令嚴明,身先士卒,軍心大振,經(jīng)五天激戰(zhàn),瓦剌倉惶撤退,北京保衛(wèi)戰(zhàn)取得了勝利。
持正義軍民奮戰(zhàn)
土木堡之役,雖說是由于瓦剌使臣謊報使團人數(shù),企圖冒領賞品和求婚被拒絕而引起的,但明政府削減賞金和馬價,拒絕也先(瓦剌首領)為子求婚,只是也先發(fā)動戰(zhàn)爭的借口,所以瓦剌方面是非正義的;而明朝軍民抵抗瓦剌進犯,保衛(wèi)京城,是正義之舉,因而得到了全國軍民的支持。如西直門激戰(zhàn)時,居民都爬上屋頂,爭投磚石擊敵,喊聲震天。一些文臣武將也表現(xiàn)出非凡氣慨。如應天巡撫周忱獻計運通州糧,及時制止了“焚糧以絕寇資”的消極措施,保證了京城軍民的糧餉。大同總兵郭登以少勝多,功績卓著。當時大同軍隊多戰(zhàn)死,郭登初進大同接受關防時,土卒能戰(zhàn)者只剩下數(shù)百人。他與士卒同甘苦,親為士兵裹傷敷藥,并慷慨地說:“吾誓與此城共存亡,不令諸君獨死也?!边@樣,將士同心殺敵,僅以八百騎打敗了數(shù)千瓦剌軍。
所幸宦官不為患
宦官興安起了積極作用?;鹿贌o代不為患,尤以明朝為最。明自成祖朱棣開始重用宦官,宦官勢傾朝野。明英宗時的王振就是一個炙手可熱的人物,他可以事事不通過英宗,出語即為圣旨。明朝有個怪現(xiàn)象,有作為的士大夫,往往有宦官相助才能顯示自己的才華。譬如于謙,如沒有宦官興安的大力鼎助,想為國立功是很難的。
景泰年間,受景帝寵信的只有興安一個,而興安對于謙十分敬重,屢次在于謙受到奸臣誹謗時挺身而出,加以保護。明史《宦官傳》言:“安有廉操,且知于謙賢,力護之。或言帝任謙太過,安曰‘為國分憂,如于公者寧有二人’?”景泰帝朱祁鈺所用之宦官,幸而不是禍國之流,這對于景泰年間的政治起著很積極的作用。
明景帝不涉陰險
明景帝執(zhí)政八年,總起來看,不負祖業(yè),不涉陰險,信任忠臣良將,力戰(zhàn)自強,功績是不可抹殺的。他持大政,始終信任于謙等人。激勵眾將奮勇殺敵,這是無可指責的。但也引起了他意想不到的后果,那就是他越殺敵,敵人就越想送回英宗,因為瓦剌看到了景帝不好對付。
景帝即位后,雖說有點貪位薄兄,略有失德,但在民眾看來,那是皇帝的家事,況景帝對英宗無殘害行為,比起明成祖處置建文帝來真是仁暴懸殊。再若將景帝與南宋高宗趙構(gòu)做一比較,更形成鮮明對照。趙構(gòu)不僅偏安江南一隅,茍且偷生;而且為了不迎回徽、欽二帝,天天說迎駕,天天言求和,當把金人打急了時,殺猛將遲滯戰(zhàn)事,輸送金銀財物討金人歡喜,故意在金人面前顯露:一旦把二帝送回,南宋朝廷就不一定再那么馴順了。這種冒屈己迎駕之名行戀位忘親之實的詭計是景帝做不出的,所以景帝比之宋高宗,其功罪不可道里相計。英宗被擄而明朝仍然全盛,景帝不行詭計實在是明朝的造化。
取信于民根基牢
關于“土木堡之變”后明未滅亡的原因,除了上述五點外,筆者還想談一下明朝前期怎樣對待民眾的問題。明太祖朱元璋這個出身下層的開國皇帝,接受了元朝滅亡的教訓,對人民實行寬舒政策,竭力取信于民。對于民生問題,雖至暗君主、至兇閹宦,也不敢漠然視之。明朝前期官僚士大夫雖屢受摧折,但卻沒有喪失國家元氣。英宗初年,太皇太后專以安撫百姓為要務,每遇旱澇蟲蝗,都減免租賦,因此,雖遇災卻不為大害。即使到了王振專權時,盡管一反正統(tǒng)初政,但唯有免租賑荒,一直不敢有所更改,此事例史書記載頗詳。因而英宗被擄而國家根基未動搖,人民無離叛之心。瓦剌的入侵反而為鏟除王振宦官惡勢力助了一臂之力,其后來的發(fā)展也對明朝政局無大的損失,充分說明了民為邦本的道理。
土木堡之變結(jié)局:明朝正統(tǒng)十四年(1449年),明英宗輕信宦官王振之言,親自迎戰(zhàn)瓦剌,在土木堡(今河北懷來東)兵敗被俘,史稱“土木堡之變”。
明朝自太祖朱元璋,六傳至英宗朱祁鎮(zhèn),繼位時年僅九歲。明英宗是一個冥頑不化的少年皇帝,始終受太監(jiān)王振操縱,終因宦官秉政,釀成一場大禍。
是時,朝廷無主,軍隊潰敗,城防空虛,貴族官僚陷入驚慌失措之中,人民遭受戰(zhàn)亂之苦。如何使明朝不亡,成為舉國上下面臨的最嚴重問題。在這生死存亡之際,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,轉(zhuǎn)危為安,避免了一場山河破碎的滅頂之災。分析其遇變亂而未釀成象北宋末年那樣的家破國亡的局面,原因是多方面的。
立長君以絕敵望
八月,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鈺監(jiān)國,代皇帝總管政事。九月,文武大臣請求皇太后說:“皇太子幼小,難負重任,國有長君,社稷之福,請定大計,以安宗社?!本旁鲁趿眨J王接受太后諭旨,即皇帝之位,并遙尊英宗為太上皇,改明年年號為“景泰”。這一措施表明“明朝喪君有君”,決心共赴國難。
于侍郎砥柱中流
于謙,當時任兵部侍郎,毅然以國家安危為己任,“土木堡之變”后的政局多賴其維持。當郕王監(jiān)國時,侍講徐珵等主張遷都,于謙厲聲駁斥說:“誰主張?zhí)优芫蛻獢厥?。京城是國家根本,如果朝廷一撤,大勢去了。大家還記得南宋的教訓嗎?”使明政府堅定了據(jù)守北京御敵的決心。于謙一面加緊調(diào)兵遣將,加強京城和附近關口的防御兵力;一面敢于主持正義,懲治馬順等王振余黨。吏部尚書王直對于謙無限感慨地說:“國家危難,正需要您這樣的人才,最近遇上這么多麻煩,雖有一百個王直,也是無能為力?。 ?/p>
這年十月,瓦剌軍隊逼近北京城下,扎營于西直門外。于謙面對強敵,毫不畏縮,主張主動出兵,他親自帶一支軍隊出城,并命令關閉全部城門,以示有進無退的決心。他號令嚴明,身先士卒,軍心大振,經(jīng)五天激戰(zhàn),瓦剌倉惶撤退,北京保衛(wèi)戰(zhàn)取得了勝利。
持正義軍民奮戰(zhàn)
土木堡之役,雖說是由于瓦剌使臣謊報使團人數(shù),企圖冒領賞品和求婚被拒絕而引起的,但明政府削減賞金和馬價,拒絕也先(瓦剌首領)為子求婚,只是也先發(fā)動戰(zhàn)爭的借口,所以瓦剌方面是非正義的;而明朝軍民抵抗瓦剌進犯,保衛(wèi)京城,是正義之舉,因而得到了全國軍民的支持。如西直門激戰(zhàn)時,居民都爬上屋頂,爭投磚石擊敵,喊聲震天。一些文臣武將也表現(xiàn)出非凡氣慨。如應天巡撫周忱獻計運通州糧,及時制止了“焚糧以絕寇資”的消極措施,保證了京城軍民的糧餉。大同總兵郭登以少勝多,功績卓著。當時大同軍隊多戰(zhàn)死,郭登初進大同接受關防時,土卒能戰(zhàn)者只剩下數(shù)百人。他與士卒同甘苦,親為士兵裹傷敷藥,并慷慨地說:“吾誓與此城共存亡,不令諸君獨死也?!边@樣,將士同心殺敵,僅以八百騎打敗了數(shù)千瓦剌軍。
所幸宦官不為患
宦官興安起了積極作用?;鹿贌o代不為患,尤以明朝為最。明自成祖朱棣開始重用宦官,宦官勢傾朝野。明英宗時的王振就是一個炙手可熱的人物,他可以事事不通過英宗,出語即為圣旨。明朝有個怪現(xiàn)象,有作為的士大夫,往往有宦官相助才能顯示自己的才華。譬如于謙,如沒有宦官興安的大力鼎助,想為國立功是很難的。
景泰年間,受景帝寵信的只有興安一個,而興安對于謙十分敬重,屢次在于謙受到奸臣誹謗時挺身而出,加以保護。明史《宦官傳》言:“安有廉操,且知于謙賢,力護之。或言帝任謙太過,安曰‘為國分憂,如于公者寧有二人’?”景泰帝朱祁鈺所用之宦官,幸而不是禍國之流,這對于景泰年間的政治起著很積極的作用。
明景帝不涉陰險
明景帝執(zhí)政八年,總起來看,不負祖業(yè),不涉陰險,信任忠臣良將,力戰(zhàn)自強,功績是不可抹殺的。他持大政,始終信任于謙等人。激勵眾將奮勇殺敵,這是無可指責的。但也引起了他意想不到的后果,那就是他越殺敵,敵人就越想送回英宗,因為瓦剌看到了景帝不好對付。
景帝即位后,雖說有點貪位薄兄,略有失德,但在民眾看來,那是皇帝的家事,況景帝對英宗無殘害行為,比起明成祖處置建文帝來真是仁暴懸殊。再若將景帝與南宋高宗趙構(gòu)做一比較,更形成鮮明對照。趙構(gòu)不僅偏安江南一隅,茍且偷生;而且為了不迎回徽、欽二帝,天天說迎駕,天天言求和,當把金人打急了時,殺猛將遲滯戰(zhàn)事,輸送金銀財物討金人歡喜,故意在金人面前顯露:一旦把二帝送回,南宋朝廷就不一定再那么馴順了。這種冒屈己迎駕之名行戀位忘親之實的詭計是景帝做不出的,所以景帝比之宋高宗,其功罪不可道里相計。英宗被擄而明朝仍然全盛,景帝不行詭計實在是明朝的造化。
取信于民根基牢
關于“土木堡之變”后明未滅亡的原因,除了上述五點外,筆者還想談一下明朝前期怎樣對待民眾的問題。明太祖朱元璋這個出身下層的開國皇帝,接受了元朝滅亡的教訓,對人民實行寬舒政策,竭力取信于民。對于民生問題,雖至暗君主、至兇閹宦,也不敢漠然視之。明朝前期官僚士大夫雖屢受摧折,但卻沒有喪失國家元氣。英宗初年,太皇太后專以安撫百姓為要務,每遇旱澇蟲蝗,都減免租賦,因此,雖遇災卻不為大害。即使到了王振專權時,盡管一反正統(tǒng)初政,但唯有免租賑荒,一直不敢有所更改,此事例史書記載頗詳。因而英宗被擄而國家根基未動搖,人民無離叛之心。瓦剌的入侵反而為鏟除王振宦官惡勢力助了一臂之力,其后來的發(fā)展也對明朝政局無大的損失,充分說明了民為邦本的道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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