瑯琊榜冤案平反太容易？歷史平反很困難

熱播劇《瑯琊榜》中，赤焰軍統(tǒng)帥林燮被誣與祁王蕭景禹謀反，以至被冤殺。林燮之子林殊化名梅長蘇，周旋于朝中各大勢力之間，終于輔佐靖王登基，平反了當(dāng)年這樁冤案。這時距冤案發(fā)生，僅僅過去了13年。這雖然是一部架空歷史劇，但其人物、事件卻非完全無跡可尋。

中國歷史上，政治冤案數(shù)不勝數(shù)。楊師群主編的《三千年冤獄》，僅收錄其中著名者，即有100余起。張海鵬主編的《冤臣傳》統(tǒng)計，從先秦的龍逢、比干，到晚清的“戊戌六君子”，被冤殺的名臣有84人。這兩本書中所列的被冤殺者，有一部分獲得了平反，有名的如岳飛、于謙、袁崇煥、多爾袞等。揆諸史料，不難發(fā)現(xiàn)，這些獲得平反的冤案，幾乎全部需要滿足兩大基本條件，也可以說是兩大基本規(guī)律。

條件一：冤案的制造者已從權(quán)力臺面消失。絕大多數(shù)情況下，一個皇帝制造的冤案，冤殺的大臣，都要等到新皇帝即位后，才有可能昭雪。而新皇帝出于籠絡(luò)前朝舊臣、鞏固權(quán)力，以及表示對先皇的孝道，所做的平反工作通常也是有限度的。因此，如《瑯琊榜》中，靖王還未登基，就為赤焰軍全面翻案，并懲處所有涉案者的事，并不會真的發(fā)生。

歷史上，宋高宗在位末期，完顏亮發(fā)動侵宋戰(zhàn)爭，大臣中有人上書為岳飛鳴冤，但高宗不為所動。孝宗即位后，“追復(fù)岳飛元官，以禮改葬，訪求其后，特與錄用”，并對岳飛之子岳霖說：“卿家冤枉，朕悉知之，天下共知其冤。”但在各類官方文件中，南宋朝廷依舊諱言岳飛案為冤獄。淳熙六年(1179年)，孝宗即位后第17年，才為岳飛議謚。太常寺擬的謚號是“忠慜”，一方面肯定岳飛是大宋忠臣，一方面又表示了百姓對其蒙冤的悲傷。但孝宗看到后，認為若用這個謚號，就相當(dāng)于批評太上皇“失政”，錯殺忠臣，于是改謚岳飛為“武穆”。而陷害岳飛的元兇秦檜、張俊等也都未被追究責(zé)任，官爵、謚號如故。

死后也葬在西湖邊，同岳飛合稱“岳于雙少保”的于謙，在“土木堡之變”后，擁立郕王朱祁鈺為帝，擊敗瓦剌大軍，穩(wěn)定了局勢。英宗復(fù)辟后，于謙以意圖謀反的罪名被殺。英宗之子憲宗即位后(1465年)，追贈于謙“特進光祿大夫、柱國、太傅”下詔稱，并稱對于謙“在先帝已知其枉，而朕心實憐其忠”。但憲宗并沒有給于謙賜謚。

袁崇煥的問題更為復(fù)雜一點。依照錢海岳所著《南明史》，南明朝廷曾為袁崇煥平反。崇禎十七年(1644年)，弘光帝登基后，“又復(fù)袁崇煥、趙光抃原官”;次年，“予袁崇煥、王在晉祭葬”。永歷帝時，還謚袁崇煥為“襄愍”。但以上內(nèi)容都不見于南明官方文件，可信度至今存有爭議。真正為人所知的是乾隆四十七年(1782年)，乾隆帝頒詔為袁崇煥平反，贊揚“袁崇煥督師薊遼，雖與我朝為難，但尚能忠于所事，彼時主暗政混，不能罄其忱憫，以至身罹重辟，深可憫惻”。并在京都廣渠門為之建立祠堂。從崇禎帝到乾隆帝，不僅皇帝不同，甚至已經(jīng)改朝換代。乾隆為袁崇煥平反，肯定其為忠臣，既能激勵群臣效忠清廷，又映襯出明朝皇帝的昏庸。

在明朝還發(fā)生過一次較大規(guī)模的集體平反。因反對魏忠賢而被害的左光斗、楊繼盛、楊漣等人，在崇禎帝即位后“撥亂反正”，都很快獲得昭雪。由于冤案制造者不包括皇帝，所以平反起來也容易得多。

新皇帝會不會平反冤案，還得取決于有沒有強烈的現(xiàn)實利益的驅(qū)動

條件二：光有“歷史正義”不夠，還需要有強烈的現(xiàn)實利益驅(qū)動。如果沒有重要的現(xiàn)實原因，即使時間已過百年，制造冤案的當(dāng)事人都已不在，當(dāng)局一般也不會對對冤案的全面平反有多少興趣。

在岳飛一案上，岳氏子孫對宋孝宗的平反作為是不滿的，一再稱先祖“孤忠未盡明，遺謗未盡雪”。直至韓侂胄欲主持“開禧北伐”，有意借重對岳飛的平反，來為南宋的對外政策路線的大轉(zhuǎn)折做政治動員，才建議宋寧宗在嘉泰四年(1204年)，追封岳飛為“鄂王”;不久后，追奪秦檜爵位，將其謚號由“忠獻”改為“謬丑”。開禧北伐失敗后，秦檜爵位、謚號被恢復(fù)，但對岳飛的禮遇未變。寶慶元年(1225年)，岳飛被冤殺后的第83年，宋理宗將其比作諸葛亮、郭子儀，賜謚“忠武”，從官方層面上認可了岳飛的忠臣身份。

對于于謙，要到明孝宗弘治二年(1489年)，“衛(wèi)安宗社”的功績才被明廷肯定，給予其“忠慜”的謚號。不過謚號最終頒布的時候，變成了“肅慜”，回避了“忠”字。又經(jīng)過100年的時間，萬歷十八年(1590年)，鑒于前謚飽受士林非議，不利于開展新時代的“忠君”宣傳，朝廷才順應(yīng)浙江巡撫之請，將于謙改謚為“忠肅”，使之名實歸一。

歷史上有一位同《瑯琊榜》中祁王蕭景禹命運差不多的皇子——漢武帝太子劉據(jù)。他們都是因為自身有賢名，且有一批擁護者，而被皇帝猜忌。劉據(jù)在征和二年(前91年)的“巫蠱之禍”中被冤殺，罪名是謀反。武帝晚年，為穩(wěn)定政局以完成皇位的交接班，曾懲治了陷害太子的江充等人，并修建了“思子宮”，但沒有進一步的平反舉措。

武帝死后，即位的昭帝，是隨著太子劉據(jù)倒臺，才獲得帝位繼承資格的，因此對巫蠱之禍“這起亟待平反的冤案漠然視之”。昭帝之后即位的宣帝，是劉據(jù)的孫子。為了提升自身的皇位合法性，宣帝開始為祖父平反。宣帝下詔，“故皇太子在湖，未有號謚，歲時祀，其議謚，置園邑?！弊罱K，劉據(jù)獲得“戾”的謚號，置奉邑200家;劉據(jù)同時遇害的兒子(宣帝生父)，被謚“悼”，置奉邑300家。宣帝同時還借著為祖父昭雪，封賞了一大批恩人、外戚，構(gòu)建起自己在朝廷中的“嫡系勢力”，以對抗當(dāng)時的權(quán)臣霍光。劉據(jù)從被殺到逐步被平反，前后歷時40余年。

綜上，對于一樁欽定的帝制時代的政治冤案而言，冤案制造者已從權(quán)力臺面消失，后世當(dāng)權(quán)者有強烈的現(xiàn)實利益驅(qū)動，是其獲得平反的兩大最關(guān)鍵要素。至于《瑯琊榜》里的平反故事，與歷史相較，終不免顯得太過輕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