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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歷史上兩次胎死腹中的三足鼎立事件

2017-03-09 10:04:22  來源:360常識網(wǎng)   熱度:
導(dǎo)語:三國鼎立是中國人最為津津樂道的歷史話題??v觀中國歷史,有那么兩次幾乎就要形成三足鼎立之勢了,然而當(dāng)事人或因本無野心,或因形勢不利,

三國鼎立是中國人最為津津樂道的歷史話題??v觀中國歷史,有那么兩次幾乎就要形成三足鼎立之勢了,然而當(dāng)事人或因本無野心,或因形勢不利,都令鼎足之勢胎死腹中。站在后來人的角度,這倒是歷史之大幸,黎民的大幸。有時候,精英人物不為一己之私,少折騰,不折騰,極為難得。

1、公元前203年,韓信攻滅齊王田廣、全殲項羽的援軍后,已經(jīng)擁兵四十萬,成為項羽、劉邦之外的第三大軍事力量。此時此刻,劉邦正被項羽圍困于滎陽,處境維艱。此時,韓信若能脫離劉邦,獨樹一幟,當(dāng)成三足鼎立之勢。這一點,不僅項羽看出來了,甚至蒯通之類的辯士們也看出來了。于是,項羽派使者武涉勸韓信自立,三分天下。蒯通更是一展雄辯之才,“當(dāng)今兩主之命懸于足下,足下為漢則漢勝,與楚則楚勝”,“莫若兩利而俱存之,三分天下,鼎足而居”,“夫以足下之賢圣,有甲兵之眾,據(jù)強(qiáng)齊,從燕、趙,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后,因民之欲,西鄉(xiāng)為百姓請命,則天下風(fēng)走而響應(yīng)矣”(《史記·淮陰侯列傳》)。

蒯通的這篇說詞極富感染力,然而落花有意,流水無情,韓信直接拒絕了蒯通的勸進(jìn),“漢王遇我甚厚……吾聞之,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,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,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,吾豈可以鄉(xiāng)利倍義乎?”(《史記·淮陰侯列傳》)。我們從韓信生平事跡應(yīng)該了解到,韓信其人并無政治野心,本質(zhì)上仍是“學(xué)會文武藝、貨賣帝王家”的那類人。倘若韓信真的自立為王,恐怕秦末戰(zhàn)爭不知又要延續(xù)多少年。從這個意義上說,韓信無疑做個件大好事,可惜劉邦這個政治流氓是看不到這些的。

有人設(shè)身處地為韓信考慮,認(rèn)為其所處形勢猶如蛇、青蛙、螳螂三物能夠共生、共存一樣,螳螂怕青蛙,青蛙怕蛇,蛇怕螳螂,由于此三種動物彼此都有所顧忌,所以共處一地卻能相安無事。韓信與劉邦、項羽的關(guān)系也一樣,彼此可謂相互制衡、相互依存。這個平衡一旦被打破,韓信必死無疑。從韓信自身角度考慮,這個分析有幾分道理。反過來看,后來那么多以一己私利、不惜刀兵、鋌而走險的精英人物(如吳三桂等等),恐怕也是吸取了韓信沒有野心的教訓(xùn)。歷史的鏡子真像《紅樓夢》里那個風(fēng)月寶鑒,照出骷髏是生路,照出美女是死路。倒霉的倒是蒯通,差點為勸說韓信之事而下油鍋。好在口舌辯才關(guān)鍵時刻救了他一條小命。不過此時有能力與劉邦爭天下的差不多都被劉邦“烹了”,蒯通還不夠被烹的資格。

2、無獨有偶,兩千多年后,還有人學(xué)蒯通,試著勸說曾國藩自立門戶,三足鼎立。此人就是名滿清末的一代名士王闿運。推崇縱橫術(shù)的王闿運認(rèn)為滿清王朝根基已朽,太平天國難成大事,惟有湘軍如日中天。手握重兵的曾國藩若能養(yǎng)寇自用,坐觀成敗,可將天下大局導(dǎo)向三足鼎立之勢。然后徐圖進(jìn)取,必能收拾殘局。

如同蒯通沒有說動韓信一樣,王闿運也沒能說服曾國藩。據(jù)清人筆記記載,當(dāng)時老謀深算的曾氏面無表情地聽著王大才子縱論天下,手指卻蘸著茶水在桌子上寫滿了“謬”。無趣的王闿運只得離去。其實曾國藩已不止一次被人勸說自立了,野史中留下了大量類似的記載。如李次清借賀功向曾國藩進(jìn)言:“王侯無種,帝王有真”;胡林翼借曾國藩壽誕進(jìn)聯(lián)曰:“用霹靂手段,顯菩薩心腸”;彭玉麟給曾國藩寫信稱:“東南半壁無主、老師豈有意乎?”;就連與曾氏不睦的左宗棠也曾勸說:“神所憑依,將在德矣。鼎之輕重,似可問焉”。但曾國藩終不為所動,作為道學(xué)家的曾氏,內(nèi)心深處應(yīng)該沒有鼎足三分的野心,“倚天照?;o數(shù),流水高山心自知”,當(dāng)是他的真心話。

此外,曾國藩自愿放棄鼎足之勢,也源于形勢的不利。曾國藩深知清廷對早已湘軍防范有加,并早已開展了大量分化瓦解的工作。湘軍主要將領(lǐng)中,曾國藩的真正嫡系、死黨,不過曾國荃、彭玉麟、鮑超而已,其余如左宗棠(1862年授浙江巡撫)、李鴻章(1862年授江蘇巡撫)、沈葆楨(1861年授江西巡撫)、劉蓉(1863年授陜西巡撫)、劉長佑(1860年授廣西巡撫,1862年兩江總督,1863年直隸總督)、楊岳斌(1864年授陜甘總督)、劉坤一(1864年授江西巡撫),均被任命為一方督撫,已無造反的動力和打算。特別是湘軍主要人物左宗棠、李鴻章絕非甘居人下之人,此時已經(jīng)分別建立了自己小集團(tuán),又豈能俯首聽命、甘為前驅(qū)?再者,這些極力煽動鼎足三分的人物,他們是不是也懷有不可告人的野心,反而鼓動別人為天下先、自己卻在謀黃雀在后之利呢?更何況湘軍此時已經(jīng)嚴(yán)重腐化,“湘勇久成強(qiáng)弩之末”,這樣的軍隊,一旦北上討賊、逐鹿中原,又能有幾成勝算?

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,善于審時度勢的曾國藩并沒有聽信擁戴者的鼓噪而黃袍加身,從而讓那個三足鼎立的妄想胎死腹中。實際上,曾國藩若真的昏了頭三分天下、自立為王,以當(dāng)時中國之嚴(yán)峻外部環(huán)境,列強(qiáng)勢必大舉乘虛而入,思想尚未開化的國人,恐難逃被奴化之命運,國家早就四分五裂、任人宰割了。那時,國家民族誠不知要危亡到何種地步。歷史抉擇關(guān)頭,那些能決定歷史走勢的人物,如果少一些私利,多一些大局觀念;少一點野心,多一許冷靜淡泊,將功在當(dāng)代、利在千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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