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平天國最大疑案 石達開遠征出于什么目的

石達開回京輔政，軍事節(jié)節(jié)取勝，穩(wěn)定了形勢，極大地鼓舞了太平軍的士氣，安定了人心，使天國轉危為安。然而，天國的形勢稍微有了轉機，洪秀全又開始把斗爭的目光轉向內(nèi)部。石達開被迫出走。然而，他的出走是“另樹一幟”，還是“遠征報國”呢？

1856年夏天，正當太平天國運動發(fā)展到全盛的時候，發(fā)生了天京事變。天京事變是太平天國領導集團內(nèi)洪秀全、楊秀清、韋昌輝爭奪天國領導權力的內(nèi)訌。它給太平天國造成極其慘重的損失，斷送軍事上的大好形勢，破壞了隊伍的團結。作為農(nóng)民革命領袖的洪秀全，本應從中吸取教訓，以大局為重，做好隊伍的團結工作。但他為保住自己的帝王位置，任人唯親，猜忌忠直，終于又發(fā)生了逼走天國重要領導人物石達開，造成太平天國力量又一次大分裂的嚴重事件。

天京事變后，在天國首義諸王中，除洪秀全和石達開兩人外死喪殆盡。洪秀全的威望已大大下降，無論從威望、才干來說，石達開確是輔理政務、統(tǒng)帥軍隊、安撫百姓的理想人物。洪秀全雖然已對外姓人有猜忌疑懼的私心雜念，但在當時嚴峻的形勢下，環(huán)視滿朝文武，要找一個能力挽狂瀾、收拾人心、重振大局的人來，除石達開外再無他人。因此，從解救燃眉之急考慮，也不得不采取權宜之計，召石達開回京輔政。從廣大群眾說，剛經(jīng)歷過刀光血影的天京事變，誰不盼望有一個像石達開這樣的人物來輔助國政，穩(wěn)定局勢。十一月，石達開帶軍從寧國經(jīng)蕪湖回到天京，受到天京軍民的熱烈歡迎，“合朝同舉翼王提理政務”，洪秀全亦加封石達開為“電師通軍主將義王”，命他提理政務。石達開回京輔政，軍事節(jié)節(jié)取勝，穩(wěn)定了形勢，極大地鼓舞了太平軍的士氣，安定了人心，使天國轉危為安。

然而，天國的形勢稍微有了轉機，洪秀全又開始把斗爭的目光轉向內(nèi)部。原來，洪秀全并沒有從天京事變中吸取正確的教訓，楊秀清獨攬大權和逼封萬歲的情景不斷在他眼前出現(xiàn)，因而他時生疑忌。尤其是石達開輔政功績卓著，又見石達開“所部多精壯之士，軍力雄厚”，對其兵權的集中更為忌諱，再加上石達開為首義之王，威望極高，這都使洪秀全深為不安。他“時有不樂之心”，日夜思慮，“深恐人占其國”，使洪氏一家一姓的天下失之旦夕。他從維護洪氏集團的統(tǒng)治地位出發(fā)，對石達開進行限制、排擠。遂封其長兄洪仁發(fā)為“安王”，又封其次兄洪仁達為“福王”，干預國政，以牽制石達開。洪秀全對安、福二王的封賞，由他自己直接破壞了太平天國前期非金田同謀首義、建有殊勛者不封王爵的規(guī)定，也是他組建洪氏集團控制天朝政權的開始。接著，他又“專用安、福王”，使“主軍政”。在挾制、架空石達開的同時，還要奪取他的兵權，“終疑之，不授以兵事，留城中不使出”，甚至發(fā)展到對石達開有“陰圖戕害之意”。這種無理的刁難、挾制和陰謀陷害，實際上使石達開已無法施展其聰明才智，已無法實現(xiàn)匡國輔政的志愿，石達開也對洪秀全及其集團能否繼續(xù)保持太平天國和建立統(tǒng)一的“天朝”失去信心和希望，不禁發(fā)出“忠而見逼，死且不明”的嘆息。

石達開被逼出走前，怎樣對待洪氏集團的挾制和謀害，他的面前有這樣幾條道路：取而代之、解甲歸田、叛變投敵、束手待斃、率軍遠征。石達開和他的親信將領，對當時形勢是非常清楚的，深知他們不可能以“愚忠”來取得洪秀全的諒解和信任。有謀士勸他從劉邦誅殺功臣韓信的歷史事件中吸取教訓，并提出取洪秀全而代之的建議，但石達開以“惟知效忠天王，守其臣節(jié)”，堅決予以拒絕。在當時敵我雙方生死搏斗的關鍵時刻，解甲歸田，潔身引退的路也是難以走通的，他只好把希望寄托于“唯其妖滅盡，予志復歸林”。至于叛變投敵更不是他能干出來的事情，最后只好率軍遠征，作為解決矛盾的手段。他認為，只有這樣才可以避免另一次內(nèi)部殘殺，以保存革命力量，還可以另辟根據(jù)地，剿除妖魔，開疆報國，這實在是石達開這個農(nóng)民英雄在無力解決內(nèi)部矛盾的情況下，被迫選擇的惟一出路。

對石達開的出走，因限于資料，說法甚多，至今仍是一個難解的千古之謎。

一種說法認為，石達開不顧大局，私自離京搞分裂活動，是另樹一幟，另立“太平安國”。石達開的出走引起了清王朝的關注，清廷駐安徽的頭目四出偵察打聽石達開的動向，并及時向清廷匯報。他們認為石達開“意欲自成一隊”，“似欲另立旗幟”。咸豐七年(1857)七月十一日，《福興奏據(jù)探石達開另樹一幟江右吃重請增兵協(xié)剿片》中有“現(xiàn)據(jù)探稱，該逆自與洪逆內(nèi)江后，據(jù)守安慶，潛于金柱關等處粘貼偽示，解散金陵舊黨，愿從軍者即赴安慶，不愿者給川資剃發(fā)回籍，示尾署太平安國丁巳元年字樣，其為另樹一幟，已無疑義?！碧K州博物館藏有咸豐七年(1857)六月二十八日兩江總督何桂清致自娛主人書中，有洪秀全“在金陵驚慌無比，求石逆回救，不惟不允，且回文改號太平安國丁巳元年。”與以上福興奏中“示尾署太平安國丁巳元年”一致，這說明石達開另立“太平安國”說并非孤證。

另一種說法認為，石達開的出走是為了保存革命力量，挽救革命。堅持這一觀點的學者不同意上述認為石達開另立“太平安國”的觀點，而是主張“太平安國”與石達開毫無關系。其理由主要有三條：第一，石達開在無為州和皖南青陽縣所貼告示都未署“太平安國”。在安徽省有關方志中均無“太平安國”的記載。石達開另立“太平安國”說只是孤證，實難令人信服。第二，石達開出走后，雖對太平天國的官制禮文進行更改，但始終應用“太平天國”國號，遵守太平天國的正朔。始終自稱洪秀全親封的“翼王”、“本主將”，其部屬一貫呼其為“翼殿”、“翼府”、“五千歲”、“殿長”等等。另外從石達開本人及其部將遺存的文物、文告、文書來看，也說明石達開雖然分裂出走，但所承擔的反清歷史使命與洪秀全一直是一致的。直至晚年，石達開一如既往擁護太平天國革命宗旨，信賴尊敬洪秀全，毫無私自立國與太平天國分庭抗禮的意思。第三，石達開出走后，洪秀全對石達開的態(tài)度以及太平天國官書中對石達開的評價都沒有變。天王不忘石達開的開國立功。天王、幼天王在后期所頒的詔旨中，仍對石達開親切地稱呼為“達胞”、“達叔”。可以說，石達開出走主要是出于“吾當遠征報國，待異日功成歸林，以表愚忠耳”。也就是，石達開的出走是為了保存革命力量，挽救革命。

上述觀點各執(zhí)一詞，那么石達開出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，要想解開這一歷史之謎，還需要做進一步的研究。